资料图。 中新社记者 李雪峰 摄
知名餐馆年夜饭预订火热
“现在除夕年夜饭的包间已经订完了,除夕中午饭也没有包间了。”17日,峨嵋酒家总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“除夕晚上大厅还有散桌,需要早点过来。”
据工作人员介绍,今年峨嵋酒家总店针对年夜饭推出了多种套餐,价格从699元至1888元不等。
不只是峨嵋酒家,“老字号”鸿宾楼某门店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,今年除夕年夜饭预订特别火爆。“除夕当天的包间很早就订完了,目前一楼大厅还可以预订年夜饭套餐,但要提前过来交定金。大年初一的包间也订满了。”
除夕还未至,“老字号”曲园酒楼的员工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。“最近几天很忙,中午、晚上的包间爆满。”曲园酒楼工作人员称,“今年除夕年夜饭分为两轮,现在也都只剩一个小半包,除夕中午的包间已经没有了。”
除了传统“老字号”餐厅,北京知名“网红”餐厅胡大饭馆,今年首度开启年夜饭预订。“通过近期的年夜饭预订等数据,我们发现线下消费在加速恢复。今年春节预计是一个行业消费复苏的拐点。”胡大饭馆运营负责人张胜滔介绍。
某生活服务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,截至1月16日,“年夜饭”主题堂食套餐线上订单量周环比增长118%,8-10人的团圆家宴需求最旺。
线上年夜饭的接受度越来越高
在餐厅吃年夜饭难订到合适包间,不少人就将目光转向能将餐厅招牌菜送到家的年夜饭外送服务。
图为外卖年夜饭 李锐供图某外卖平台数据显示,1月4日至1月8日,“年夜饭外卖”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4倍,“年夜饭预订”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2倍,提供年夜饭菜品的商家数量相较去年同期增长20倍。
近日,中新财经记者在外卖平台搜索“年夜饭”,发现很多餐馆都推出了年夜饭外卖套餐,价格集中在几百元至几千元之间,亦有不少餐馆提供“年菜”单点服务。
面对餐馆纷纷上线年夜饭外卖,不少消费者关心,年夜饭外卖与在餐馆品尝到的菜品口味、品质是否一致。
上线年夜饭外卖的峨眉酒家总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“店里年夜饭外卖的菜品和现餐的品质、价格一样,可以直接在线上购买年夜饭套餐。”
“线上消费者点外卖,会越来越注重品质,尤其是像年夜饭这种家庭聚餐,只要品质到位,价格能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,那么大家对线上年夜饭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高。”中国大酒店中餐营运经理宁玉光称。
宁玉光说,随着餐饮逐渐复苏,大家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,预计今年春节线上线下年夜饭会迎来一个销量高峰。
预制年夜饭也迎来销售高峰
“去年春节在北京过年,自己做年夜饭的话,准备起来麻烦,味道也没法保证,就提前买了半成品,味道还不错,今年考虑再买一些带到老家去。”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小玉向记者表示。
资料图:顾客正在选购“年夜饭”预制菜。 张浪 摄如今预制菜日益普及,无论是线上平台,还是线下餐馆、超市,都能买到种类丰富的预制菜。临近春节,线上线下各渠道也抓住机会,推出了各种年夜饭预制菜品。经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初步统计,今年年夜饭预制菜供应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0%。
人们购买热情下,预制菜也迎来销售高峰。据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平台监测,“2022全国网上年货节”启动后的10天内,半成品菜肴受追捧,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45.9%。
某生鲜电商平台数据显示,年夜饭相关菜品销量同比增长500%。该平台联名各地知名餐厅推出的“年夜饭套餐送到家”系列,一周内已被抢订8000桌年夜饭。
记者17日在某电商平台注意到,部分商家推出的预制年菜、年夜饭套餐销售火爆,有“老字号”售卖的预制年菜还出现缺货现象。
资料图:北京某大润发旗下超市年菜销售专区。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今年,大润发、盒马等商超也均推出预制年菜。在北京某大润发旗下超市,笋干牛腩、川味夹沙肉、红烧牛筋等多款预制年菜正在售卖,专区一角还竖立着“年菜火热预订中”的牌子。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“现在年菜售卖得还可以,如果想要团购,可以打电话预订。”
今年,你的年夜饭准备怎么吃,在家做还是去餐馆?(完)
东西问·解码兔年 | 赵燕林:千年壁画“三兔共耳”缘何闻名中西?****** 编者按: “万物迎春送残腊,一年结局在今宵”。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,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。自2023年1月18日起,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栏特推出“解码兔年”系列稿,探究春节文化、“双立春”等的意涵与影响。 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 题:千年壁画“三兔共耳”缘何闻名中西? ——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,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。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“三兔共耳”图存世千余年,绘制了共用三耳、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,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兔子造型。这一图案,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、叙利亚的多色陶瓷、欧洲教堂彩绘玻璃,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。 “三兔共耳”的创作源起是什么,有何寓意?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?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。 视频:【东西问】赵燕林:千年壁画“三兔共耳”缘何闻名中西?来源: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 中新社记者:目前,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“三兔共耳”图案有多少个?它们的造型、纹样有何不同? 赵燕林:“三兔共耳”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各地,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。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,壁画中“三兔共耳”发端于隋初,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,最终消亡于五代。 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。其中,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,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,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,共出现22处,隋代洞窟占比最多,共9幅。 总体来看,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,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,第407窟“三兔共耳”藻井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的杰出代表,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一幅。 莫高窟第407窟“三兔共耳”藻井图案。敦煌研究院供图“三兔共耳”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,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,两两共用一耳,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、相互追逐,首尾相接,动感十足,造型优美。早期图案中的兔子,以白色居多,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、灰褐等色。 中新社记者:该图案为何是三只兔子?有何寓意? 赵燕林:“三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有着特殊寓意。《道德经》讲,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,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、繁衍生息的涵义。“三”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,三兔像是“前世”“今生”与“来世”,有“循环”“轮回”之意。 同时,古人眼中,“兔”的内涵也很丰富。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卷四《物性》中说:“兔舐毫望月而孕,口中吐子。”明代徐树丕在《识小录》中云:“俗曰:兔无雄,望月而生也。”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,只有月亮中的兔子为雄性,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,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。西晋傅玄《拟天问》曰:“月中何有,白兔捣药”,又说:“月为阴水,白兔之形”。古人认为月是“阴水”,还是白兔的化身,故《隋书·天文志》说:“月为太阴之精,以之配日,女主之象也”。所以,藻井图案中兔子的形象,也有“月神”与“阴水”的意涵,是“以水克火”的延展。 另外,汉魏以来,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,有着向朝廷进献“祥瑞”的传统。白色的鹿、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,是吉祥、祥瑞的象征。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,隋初人口相对退减,多子多福、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。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的位置,将“三兔共耳”图案绘制在最中央的藻井中,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望。 莫高窟第302窟“三兔共耳”栏墙纹,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。敦煌研究院供图中新社记者:“三兔共耳”有何源起,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? 赵燕林:研究发现,“三兔共耳”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,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,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、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,最为突出的是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,以及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。 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“共生”,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,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,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。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,有大量的共生图案,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、祈福相关。 “三兔共耳”的“共生”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。中国古人重视天文,有星象崇拜,“三兔共耳”有自秦汉以来“三圆三方”宇宙模型的影子,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的叠涩构架而成,体现着天圆地方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。 莫高窟第305窟“三兔共耳”藻井图案及其“三圆三方宇宙模型”结构示意图 。敦煌研究院供图中新社记者:“三兔共耳”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?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? 赵燕林: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,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,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。存世最早的“三兔共耳”图案正是出现在敦煌。 学界多认为,这一图案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,其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渊薮。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,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,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、印度、中亚各地传播,后从中亚、西亚向非洲的埃及、欧洲各国传播。也有学者提出,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。 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,缘何被带至西方?目前尚无定论,但有一点可以确定,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的传说。 随着时间演变,“三兔共耳”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、阿富汗的金属盘、伊朗的托盘、科威特的瓷砖画、德国教堂的钟表、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,成为当地宗教、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图饰,沿用至今。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“三兔共耳”浮雕(9—11世纪)。采自《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》。受访者供图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?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,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《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》等研究文集,他们认为“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”,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。由此看来,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,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是相通的。(完) 专家简介: 赵燕林,甘肃省甘谷县人。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。在《敦煌研究》《自然辩证法研究》《艺术设计研究》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,出版著作3部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,在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、日本《比较民俗研究》等期刊发表“三兔共耳”相关研究论文5篇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,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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